新年伊始，就暴发了新型肺炎疫情。有些人在慌乱之中，甚至把今年定性为“灾年”。

  在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医疗史学者余新忠的专访中，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从历史反观当下，疫病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灾难，更是发展前进的动力，此次疫情不过是人类对抗疫病3000年来的又一个新片段。

  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热带雨林地区，那里物产丰富，同时微寄生状态也特别复杂，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后果人可以生存，但不容易形成规模。人类要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有征服传染病的能力。

  从历史来看，在平衡博弈的过程中，疫病其实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推动作用得益于人类改造环境能力的增强、医学的进步、卫生观念的形成。

  比方说，汉代末年瘟疫高发，在这一背景下，张仲景留下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针对的主要就是外感性疾病，伤寒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医学对抗传染病的能力在不断的提高。到明清时期，不但治疗外感性疾病的温病学取得重要的发展，在人工免疫方面也有大的发展，天花种痘术（人痘）在明中期16世纪上半叶出现，首先在江西、安徽，很快传到江南，进而流传至全国乃至海外，应该说对清代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历史上，人们认识中所谓的“烟瘴之地”也有一个不断南移、西移的过程。秦汉时期，江南属于烟瘴之地；隋唐时期，岭南属于烟瘴之地；明清时期，烟瘴之地西移至云南、贵州。

  1810年，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孟加拉湾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导致霍乱病菌发生变异，到1820年前后，霍乱疫情从南亚传到全世界。从1820年到1910年前后，出现了6至8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

  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西方的流行病调查、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对细菌的科学研究都慢慢发展起来。此外，由于西方发现霍乱的流行与水有关系，下水道、自来水管道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开始兴起。

  遗憾的是，虽然霍乱对中国社会也有所刺激，比如，很快就出现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医学书籍《霍乱论》（王士雄著），但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公共卫生的进步，而且当时有医生观察到苍蝇对传播疾病的作用，但也没形成理论性的思考。

  “歧视”问题，比如地域歧视或种族歧视，是疾病“污名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人类疾病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得更明显，而且还可能延展至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行为，比如检疫制度的实行就是如此。

  检疫最早诞生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是为防范黑死病的输入而形成的一种举措，为了不让从疫区来的人上岸，强行让他们先在船上待一段时间。

  在近代中国，检疫制度的最初实行是由海关负责，而当时的海关主要由西方人掌控，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种族歧视和矛盾冲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中将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普通民众视为“疫种”，从而采取一些非人性的强制举措，使检疫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种族性。

  1897年，香港鼠疫大流行，港英政府采取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包括清洁、消毒、隔离、检疫四大措施，后来这套方法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得到采用。

  到1911年，东北应对鼠疫疫情时，中国人主动采取了防疫措施，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采用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

  《中国科学报》：进入21世纪后，从SARS、禽流感、MERS，到这次暴发的疫情，大规模疫情出现的频率似乎慢慢的升高，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这是为什么？

  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感觉疫病出现频率慢慢的升高，这一种原因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在加快，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生物性事件的敏感度在提升。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促进了医学发展，完善了公共卫生疫病防控体系，有利于人类更好地控制疫情。而同时，交通便利带来的人流量激增以及人口密度增加，又更加有利于传染病的出现和传播。

  我们统计过清代江南11个县的人口密度和瘟疫发生次数的关系，发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程度、人口密度，一直与疫病发生频度呈正相关。这种正相关性至今仍是如此。

  清代江南11个县的人口密度与瘟疫次数的变化曲线世纪后，信息传播技术让消息更灵通，生物检测技术让疫病更容易被发现，于是，现代人能看到的疫情情况更多，对疾病致死的敏感度更高、容忍度也相对更低。

  未来，疫病仍将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它会一直困扰着人类生活，但这些困扰也一定会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时至今日，我们要让现代防疫体系的发展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从2003年SARS事件至今，我们的疾病防控体系虽有进步，但进步的程度仍然不够。未来，我们该努力建设好疾病防控体系，并配套让这套体系发挥作用的政治体制。

  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漫不经心或不吸取经验教训。疫病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如果人类利用灾难来检视自己，反省社会治理和应对举措的问题，就可以将灾难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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