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除夕夜，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接到新华出版社编辑电话，商量重版他的《三千年疫情》。他一口答应，连夜动笔增补。六天后，张剑光的《中国抗疫简史》在多个数字平台上线，免费开放阅读。
连日来，媒体邀请他撰稿，公众号请求文章授权，某省委宣传部也找到张剑光，想复印书的新版序言派发出去。
1995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编辑陈昌怡找到张剑光和他叔叔，请他们联手写中国传染病史。张剑光的叔叔学教育史，在医学院任职。叔叔问张剑光：可以写吗？他回答写不了。隔了一年，陈昌怡又来问，张剑光不好意思再推辞，便签了合同。他如今感慨：这位中文系出身的编辑对疫病问题的敏感性值得钦佩。
《三千年疫情》出版不久，张剑光接到电话，对方称自己是中央十台的，要来采访他，了解中国古代怎样预防流感。当时，张剑光家里没有有线电视，不知道有中央十台，他怀疑对方身份是假的，拒绝了。
2020年1月1日，张剑光曾在微博回忆《三千年疫情》的出版往事。这天他看到武汉八人造谣被处理的消息，网传肺炎让他心生警惕，于是借微博委婉提醒。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候话不敢明讲。”
张剑光时刻关注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每天转发相关微博二三十条。疫情之初，他提出武汉应学习1988年上海甲肝爆发时分区域分层次隔离，当时遭到网友嘲笑：“你比武汉市长还要聪明。”
“按我的理解就是隔离慢了。”张剑光如今说道。2020年2月10日，一直在上海家中隔离的张剑光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
《黄帝内经》（金刻本）书影。这部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论述了瘟疫的传染性、临床表现，以及发病与气候的关系。 （资料图/图）
张剑光：早期求助于巫，后来医从巫中分离出来。汉代以后有明确记载，医生不断试验药方来治疗疫病。过程和今天一样，新的疫病一开始治不好，不断寻找药方，最后发现某种药可以治好。像苏轼多次遇到疫情，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苏沈良方》。但他的医方在有的地方有效，有的地方没效，还是需要对症下药。
我想说的是，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早在先秦就慢慢有了。等到了明清，医生慢慢的变多，传染病被归为瘟病，有学派专门研究瘟病，对疫病的研究和认识越分越细，针对性越来越强。
张剑光：古代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机构里有医生，唐代叫医学博士，相当于现在学医的大学生，政府会组织这样的人去治疗疫病。他们不专门研究疫病，是在临床看病的时候去总结。资料记录，有时候医生自己先吃药，再给病人吃。地方政府救治也是把药发下去，实在紧急的疫情，就让病人按照药方自己煎药。药方有效没效，要靠医生自己不断实践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毕竟有限，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去试验，不像现在经过层层试验。
张剑光：毫无疑问。古代医生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很多医生本身就是官员，他们的建议中央和地方都会听。像地方政府，行政结构也不复杂，医生想要见州刺史非常容易的，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一般刺史在疫情问题上都会听医生的，除非这个刺史真的有问题。
张剑光：医生因为疫病牺牲在古代相对较少，因为医生属于官僚系统，官员在疫病中牺牲的数量有限。而且那时候医生也不像现在这么多，这次有那么多医生去武汉。古代一般没有记录说要给钱，但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得病死去的确有。因为古代对于传染病是怎么传播的认识并不清楚，像中医都要把脉治疗，人与人离得很近，还是挺危险的。
张剑光：严格的系统很难说。例如种痘预防天花，从宋朝开始有人试验，基本上到了明清开始普及，可能当时已经有防疫的意识。但严格地做到现在这种程度，也谈不上。整体的意识还没有，大部分是医生自己的研究或者经验总结，清朝海关防疫检疫则是受到西方影响。但某种疫病结束以后，除了医生还在关注它以外，其他人必然不会再关注了。
南方周末：你书中提及香港1894年发生鼠疫时，华人染疫者不信任西医。您怎么样看待疫情治疗中的中西医之争？
张剑光：当年英国殖民统治香港，西医传进来，但中国人传统上更信任中医。就今天而言，西医相对来说科学性较强、针对性较强。中医的疗效无显著的检验测试的数据。但中医不是没有作用。中医是看大势的治疗方式，西医是针对性治疗，二者在方式方法上不一样。我们历史研究主要看大势，叫“通”。我的看法还是中西结合会有点用处。比如有的病人症状较轻，配合中医可能好得快。但是比如双黄连之类可能没这个效果。没有吃了双黄连病就好的，假如说支持双黄连，其他药都不吃了，病人恐怕会被治死。
张剑光：会，比如中央政府派医生、钦差大臣过去，再比如张贴药方，以及开仓赈粮，就像现在调拨物资一样。当然古代动作都是比较慢的。
张剑光：古代政府办事也有流程。比如说这个地方发生疫病，报到朝廷去，我怀疑大概几十天以后才能到，等朝廷反应过来，再支援，因疫病死亡的人也不少了。中央还要根据地方受灾严重程度判断。根据我的研究，如果几个州都发生了疫病，那么中央感觉这个事情大了，然后行动，但反馈到地方还是有时间延迟的。今天说派医生去武汉，上海的医生两三天就到了，这个速度在古代是做不到的。古代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最初最重要的是自救，救得过来救，救不过来也没有办法，所以有的地方会因为疫病死掉很多人。
张剑光：肯定是。一般来讲，都是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疫病，所以应对措施还是比较有利的。落后地区，人员稀少，疫病相对来说也少。 除了明代后期的鼠疫，传染力太强，整个华北地区，不管贫穷的地方还是富有的地方，无一幸免。
张剑光：我个人感觉唐朝比较好，但这是因为相对来说唐朝传染病数量少。其实我们研究判断古代政府在处理疫情上做得好不好，主要看疫情结束后政府做得怎么样。比如老百姓因疫病死在路边，政府能够及时出钱买棺材葬了他，一是体恤百姓，二是防止传染；再比如父母在疫情中去世，照顾好小孩；以及减税、放粮等措施，这是好的政府会去做的。这些事后措施也是抗疫过程的一部分。
张剑光：考评上有联系。尽管古评官员的标准不是这个，地方官员考评一般来说看人口、土地是不是增加了，赋税是不是增多了，用现在的话就是GDP。但地方发生疫情后，地方官员处理得好不好肯定会影响考评，处理得好上面肯定也会知道，因为中央政府会派人巡查。
张剑光：地方上一般不会瞒报。在古代地方要获取中央的支持，可能还得把疫情讲得严重点儿，这样中央才会给物资。根据史料，地方对于疫情的描述都是很严重的，因为情况严重，中央可能免税等等。如果某个传染病导致很多人死亡，就不单单是一个州的问题，可能会是好几个州或者十几个州的情况，某个州想隐瞒也隐瞒不了。
张剑光：像部队打仗之类导致疫情发生的人祸是有的，比如行军到某地方饮食不卫生，其他基本没有。因为当时处理疫情的方法就是隔离和吃药，科学水平就达到这个程度，能采取的措施都已经采取了。官员能做的措施也在那里，如果他没有采取隔离措施的话，那可能会有问题，对吧？
张剑光：次生灾害主要是自然原因，比如疫情结束后的饥荒等。古代社会相对单纯，政府发挥的正作用是有限的，副作用也是有限的。
2013年上映的电影《大明劫》根据明代一场瘟疫的史实改编，医生吴又可（冯远征饰）参与扑灭疫情，并撰写了《瘟疫论》。 （资料图/图）
张剑光：除了医生发布药方，古代一般还有布告栏。但是布告栏公布的信息并不多，关于外面情况的信息几乎是没有的。直到1980年代以前，信息公布都很少。一般某个地方出现疫情了，就隔离起来，外面对疫区的情况也不了解。不像现在每天会公布疫情信息。
张剑光：特别是透明度，因为没有办法向百姓传播这个信息。而且官方统计在技术上不会做到像现在这么准确。史料记载难以达到精确数字，可以表明严重程度。之前我写过文章，有学者认为史料记载死了十之七八就是十个人里死了七八个人，我认为不可以这么算，这种表达只能够表示严重程度。比如十之三四比较轻，十之一二很轻，但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死了多少人。政府也难以统计，如果编户口本统计，又很难判断哪些人是因为疫情而死的。
张剑光：一般都是在重大疫情时下诏，小疫情不会下诏，这其实是用来稳定人心、鼓舞人心的。尤其是百姓发现皇帝知道疫情，就会感觉皇帝之后一定会调拨物资人力过来。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方式，比如亲自给病人端汤送药。他内心也是怕死的，但这么做，别人心里就安定了。他如果躲在家里，吓得不敢出去，别人就会想长官都怕得要死，我们肯定会死。官员在那里，大家就安心许多。他们都是想通过这些方式，言传身教，安定人心。苏轼在发生疫情时就常常和病人待在一起，这种做法本身就相当于在说我不怕死。
张剑光：前期可能比较少，明清时期有慈善组织，它不单是帮助疫情，也涉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救济。这个组织成立后，有钱的人可以去捐钱。
张剑光：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的钱怎么用？后来我了解到像清代后期或者民国，实际上组织里都有人专门管账，比如乡里面的乡董，就像董事会一样，也是要汇报的。不是纯粹把钱放在你手里，都要汇报、受监督的。
张剑光：基本上没有，因为心理学也是1980年代进入中国的，古代人还达不到这个认识，也不会意识到心理疗愈的重要性。写史书的人如果没这个意识也不会记录相关情况。所以我怀疑没有。
张剑光：肯定很重要。这次疫情中，比如死去的人，家里人可能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再比如武汉人在封城之后心理上受到的影响；还有一些人从武汉出去后，不敢讲自己是武汉的，因为他心理上的压力很大。所以说这种公共的心理疏导还是要的，还有重点人物的心理疏导也是需要的。比如医护人员，之前看新闻里年轻的小护士去武汉参与救助很紧张，这一些孩子们的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网上有些人说话轻松：“你是护士怎么能这样？”但他们已很了不起了，很不容易，很多人都没有面对过这样的疫情，从各地被调过去，压力很大的。所以在疫情结束后，心理疗愈是需要的。
张剑光：最重要的是遇到疫病以后不要恐慌，首先要树立信心。因为从古代到今天，不管是怎样的疫情，我们最终都是能够克服的，尤其是在医学发达、经济发达的当下，肯定可以克服，不要恐慌。
其次从管理层面而言，要提振信心，不能自乱阵脚。这次我们感觉到武汉一开始有点乱。做事情的思路肯定不能乱，必须认识到疫病是会不断出现的，但是是有规律的。就外行而言，第一找到并切断传染源，第二隔离。天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张颖这次对百货大楼疫情判断的思路就很清晰。尤其是隔离要快，不管这个病是不是这么回事，首先要隔离，这一点没做到，后面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我们肯定是要用最小的损失来保护更多的人。像上海我感觉这次领导的思路也很清晰，抱怨的声音很少，这几天病例也略降下来了，如果思路正确的话，疫情肯定搞得定。
我还有一个深刻认识是我们要多听医生、多听专业技术人员的话，如果不听他们的话，我们可能要吃苦头的。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门做这件事。医生的意见是专业的，每个领导都懂医是不现实的，他们来自各个专业，所以这样一个时间段要听取医生的意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