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类就有疾病，有疾病就有疫情。自有文字以来，中国先民就十分重视记录疫病的资料，史官在会要、史录、方志、正史之中都详细记录了历代的疫情。但古代的记载缺乏科学的量化统计，对相关数字缺乏核实。通过已知的文献资料可以梳理出1949年以前的中国疫病流行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3—6世纪，以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时期为主；第二个高峰是14—19世纪，即明清时期。
有人类就有疾病，有疾病就有疫情。自有文字以来，中国先民就十分重视记录疫病的资料，史官在会要、史录、方志、正史之中都详细记录了历代的疫情。但古代的记载缺乏科学的量化统计，对相关数字缺乏核实。通过已知的文献资料可以梳理出1949年以前的中国疫病流行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36世纪，以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时期为主；第二个高峰是1419世纪，即明清时期。
东汉末年时逢乱世，从汉桓到汉献三帝70余年间，比较大的疫病就有16次之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导致战争不断，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病高发期，几乎每5年出现一次。明清疫病流传则达到高峰，明朝约180余次，平均每两年多就有疫情，尤其是明末的疫病成为明亡的因素之一；清代共267年，有记录的年份就达134年。而且明清疫病常常跨州跨省，规模较大。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再加上流动人口和人口密度大幅度增长，各种疫病流行时有发生，如霍乱、伤寒、鼠疫、白喉等疫病不绝于道，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面对疫病的肆虐，历朝历代也在与疫病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取得了成效。
历代政府都曾设置有负责疾病和疫情的专门机构，每逢疫情突发，也会由官府安排专门场所作为隔离地点，对患瘟疫的人群进行集中诊疗，如秦汉时期的“疠迁所”、隋代的疠人坊等。对于疫死者，官方则赐棺敛埋或成立专门的殡葬场所。而对于普通百姓则由官府组织防控瘟疫活动并免费发放防疫物资，隋唐五代时期，政府派医赠药就成为常规制度之一。同时还有疫情报告制度，地方官员要密切关注注意疫情并及时逐级报告。
自北宋起，政府就已经划拨专项医药救济经费用于防控疫情，并在疫病发生后减免地方赋税，同时，民间的士绅阶层与各种社会组织也充分的发挥主导地方防疫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募捐资金建立相关慈善组织，进行病人收治、尸骨掩埋、街道消毒、发放药品等活动，尤其到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式微，民间力量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
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慢慢地认识到周围环境的维护可以使疫病发生几率减少。自秦汉时期便在城市中构建合理有效的排水设施，并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同时，历代官府也非常热衷于普及医学常识、颁布药方、增加民众的医学常识，力求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卫生清洁意识慢慢地加强，减少患病的几率，也为之后防疫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支撑。
作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瑰宝的方药，在历史上为疫病的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方面，一些方药的运用可以帮助人们在疫情发生的高峰期抵御疫病，另一方面，即便不慎染疫，也可采用一些方药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如泽泻汤、清瘟败毒散等沿用至今的经典方药。而中国医学家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其用于接种的痘痂等同于我们现在的疫苗。历史上的多次实践也证明了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无法替代的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学技术和理念的传入，中国政府也逐步加强了疫病管理工作，成立了近代的卫生主管部门，先后颁布《管理种痘规则》《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法规章程，采用一系列隔离消毒、宣传教育、预防注射、疫情报告、封锁交通、尸体掩埋等科学化、规范化的应对措施和手段，使得疫情能够在某个区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定效果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疫病丛生的现实，党和政府倡导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大力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我国多种疫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全国疫病发病率下降14.8倍，死亡率下降16.3倍，我国成功消灭或消除了天花、脊髓灰质炎、淋巴丝虫病等疫病，麻风病、疟疾、血吸虫病等也已接近消除。
新中国成立后的卫生事业从始至终坚持“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在不同时期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如《传染病管理办法》（1955年）、《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等疫病管理办法和疫情通报制度及其相应的政策法规，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健全了省市县区乡（镇）卫生医疗机构，培养造就了一支具有坚实的医学及公共卫生专业相关知识的专业医疗队伍，为有效地预防和治疗疫病奠定了基础。
1952年，同志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并在后期成为一项长期的制度保持和贯彻下来。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各地开展的防范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血吸虫病以及应对2003年非典战斗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疫病防控宣传中，往往通过举办医药卫生展览会、发行卫生宣传画，举行演讲会、座谈会，利用黑板、墙报、标语以及自编自演街头剧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大力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卫生工作政策及各种疫病的防控办法，并着力增强群众对疫病的认识，帮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方面及时准确地将疫情流布及防治情况告诉受众，以消除紧张气氛，降低因疫情引起的恐慌情绪。
我国疫病疫情信息报告系统经历了从通过邮局邮寄报表到电子文档方式发送的月报，到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建立的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疫情报告，已经建立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直报体系，基本实现了疫病疫情从信息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利用到信息发布的全过程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的疫情防控，往往会在中央的有力领导和协调下，及时快速集合全国医学专家进行疫情的处理、疫病的治疗和疫苗的研发，采用战时体制，集中全国之力共克时艰。同时在具体防治措施上，往往结合当前医药卫生最新科研技术，提倡“中西结合”的中西医协调防治方针，在预防、临床、药物、消毒等方面充分的发挥中西两种医疗的优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方法。
经过我国几十年计划免疫工作的开展，大多数可用疫苗预防的疫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技术和专业水平明显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都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与新发疫病的斗争时间，全球合作、信息和技术的交流共享也推进了疫病的有效控制。中国政府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疫情防控模式。
历代历次疫情的治理都反复证明了一条通理，即政府行政力量的干预是决定疫情能否快速防控的关键。中国也在防疫实践中开创了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中国模式，而强调执政党领导、保持中央政令畅通是这一模式的基本保障和突出特点。
“预防思想”是一直贯穿于我国防疫措施之中的指导思想，这种预防并不是消极的防守，而是主动出击，通过改善环境卫生、消灭疫病宿主、切断传播渠道来实现的。最新的疫病源起都将矛头指向了非法捕捉与食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因此应该尽快提高动物防疫监督治理能力，杜绝野生动物买卖，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从而消除疫病来源。
依托于政府的应急方案和措施，充分发动群众与社会组织热情参加到疫情防控中来，形成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通力合作，构造最严密的防控网络，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法宝。习也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西医结合是中国疫病防控模式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中国传统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要结合前沿的科学技术来研究发掘中国的传统医学，利用中医理论和中药方剂预防和治疗疫病，事实也证明了中医中药对于疫病防控的功效与作用。这不仅仅是我国医学发展和疫情防控的独特路径方法，更是彰显了中国智慧的文化自信。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把政府分割成不同的子系统，如纵向上的层级与横向上的部门，而当今的疫情防控呈现跨部门的趋势，如何协调职能部门间的集体行动就显得很重要。因此，在中央和地方层面上都需要成立跨部门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协调统筹机构。同理，疫病防控的跨区域性也决定了行政区域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信息的传达贯穿于疫情防控全过程，按照科学防控和快速应对的原则，对有关信息的准确掌握是有效应对危机的门槛。在网络信息快速地发展的今天，我们该充分的利用门户网站、报纸、电子设备、发布新闻稿、接受记者正常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和社区公告栏公布信息等方式来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宣传，及时准确发布有关信息，从而有效消除谣言滋生的土壤，维护疫情防控的舆论环境。
在当前和今后的宣传教育方面，应加强以社区为导向的疫病防控知识宣传。采取一定的措施敦促疫病防治机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拥有防控疫病专业人才的组织，结合自己及所在社区和季节等实际，对居民进行有关防治知识的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地参与到各项公共卫生活动和自我保健的实践中去。同时，在大中小学中设立专门的课程，编写专业教材，实行专科教育，大力普及公共卫生，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人才教育培训方面，加强疫病防控机构、研究机构与疫病防控人才培养院校之间的交流，提高相关人才的实践能力；在培养防控专业人才的同时，注重加强机构管理人才的培训，利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提高疫病防控机构的运行效率；并加强各类有关人员的国际交流，为我们的祖国防控系统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直面灾难、敢于斗争的英雄民族，在新时代的中国，我们更有核心领导的制度优势，有着上下同心的群众优势，有着中西结合的医疗优势，“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