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史学长河中,新史学以其别出心裁的史学建议、治学理念和编纂办法著称于世,在西方近代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人物。新史学以鲁滨逊(又译鲁滨孙)新史学派、年鉴史学、计量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主导,构成20世纪西方史学研讨中一道一起的风景线,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开展与嬗变。
19世纪初,继欧洲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浪漫主义等史流之后,普鲁士史学家巴尔托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在承继古典史学传统的根底上,敞开近代西方批判史学之先河。尼布尔发起史学研讨要重视原始史料,运用文献学办法与技巧,将科学逻辑和办法用于史料收拾。从19世纪20年代起,普鲁士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撰写了《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等一系列极具影响的史学佳作,系统说明“如史直书”“让离前史最近的史料说话”“史学家坚持肯定公平客观”等客观主义史学理念。别的,兰克还创建了“习明纳尔”授课办法,传承并开展其治史理念,终究构成了兰克学派。19世纪中后期,法国史学家让·维克多·杜律伊(Jean Victor Duruy,1811—1894)在巨制《罗马史》中提出了“庄重、明晰、准确”的治史理念,着重史料在史学研讨中的中心位置,着重前史叙事的艺术表达。这以后,法国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将兰克学派的办法用于法国史研讨,建议史学研讨要重学术轻文学、重史实轻方式、完成专业化等。因为史料丰厚、立论谨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在近代西方史学中名列前茅,其影响一向延续到19世纪末乃至这以后。
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着重“信史”概念,将康复前史本相作为史学研讨的榜首要务,着重史料是一切史学研讨的根底,建议治史者应坚持客观情绪,由此构成了以史料为仅有根据、以前史叙事为主导的史学研讨范式。但是,尽管兰克客观主义史学影响巨大,但一直存在以政治史为研讨中心、以社会精英为叙事中心、不重视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以详细事情替代全体前史、缺少对前史规则的掌握等问题。这些缺乏限制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视界,为新史学的鼓起埋下了伏笔。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予以质疑和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新史学理念和研讨形式。以兰普雷希特的结构史概念、鲁滨逊新史学派、欧美计量史学、法国年鉴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为标志,敞开了一场大张旗鼓的新史学运动。
19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针对兰克史学只重视单个和详细事情、只从政治与法令视点研讨前史的范式缺点,提出将“事情前史”转向“文明前史”,以结构化研讨杰出文明、民族认识、民族精力在人类前史中的耐久功用。法国史学家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也着重人类前史具有多样性和杂乱性,着重史学研讨必定要运用跨学科的归纳前史办法。19世纪末,计量史学孕育而生。计量史学以为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虽力求准确,但其定性研讨一直存在含糊性。因而,计量史学建议以计算学办法测算前史材料,以此展现前史事情之间的数量联系,以保证史学研讨的准确化和科学化。
20世纪初,美国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宣布《新史学》,针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静态化、孤立化、单个化倾向和单一史料依靠等问题,提出了以动态研讨替代静态研讨、以归纳研讨替代孤立研讨、以全体研讨替代单个研讨、以多元史料替代单一史料的新范式。这些建议得到美国史学界遍及认同,构成了以鲁滨逊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新史学派。
20世纪20—30年代,法国年鉴史学逐步酝酿构成,并且在战后全面开展。以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等人为代表,年鉴史学倡议全体史研讨,着重“问题前史”的研讨导向,重视社会经济制度和结构在人类前史中的效果,重视地舆环境、生态和心态在前史开展中的效果。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年代的地中海世界》中,提出了以事情时刻、社会时刻和天然时刻为规范的长时段理论,着重史学研讨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20世纪30—4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英美等国酝酿发生,战后走向昌盛,60—70年代走向高潮。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着重自下而上的研讨理念,重视对基层民众的研讨。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起,重视在经济史学以外的社会史、文明史和心态史等范畴的研讨,着重前史规则与或然性研讨。
新史学突破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限制,在史学研讨中创始了许多新的方向、范畴和主题,提出了很多新理论和新办法,以及收拾并运用史料的新理念。新史学尽管系统巨大、内容丰厚,但在全体上表现出许多共性。
新史学着重多学科归纳研讨。新史学以为,人类前史千变万化,从单一视点没办法做出完好诠释,有必要运用多学科常识与办法,包含社会科学与天然科学办法,构成一个具有多种视点、着力提醒前史全貌的新解说系统。该系统既着重前史叙事,也着重理性剖析,即经过实证和剖析双向结合,再现前史及其改动规则。
新史学着重自下而上看待前史。新史学以为,前史并非完全由社会精英创建,民众亦在其间发挥了严重效果。因而,史学研讨既要重视社会上层,更应重视社会基层,从民众而非精英的视角审视前史。新史学着重从更高层面、更大规模、更多视点从头构建前史解说系统,运用能反映民众实在日子的各种什物、音像、口述史料等,而不能限制于仅运用政府档案和个人函件等。
新史学呼吁扩展史学研讨规模。新史学以为,人类文明的开展是一个杂乱多样的进程,人类文明所触及的悉数范畴和活动都应被归入研讨范畴;史学研讨既要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等传统范畴,也要重视心思、情感、品德、性别、医疗、气候、生态等新范畴。为此,新史学催生了心思史、环境史、女人史、劳工史、家庭史等史学分支学科,弥补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空白。
新史学着重史学研讨应有实际重视。新史学承继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许多传统,重视史学的社会教化效果,着重史学家要重视社会实际、参加社会活动。新史学的许多研讨主题有着十分显着的实际意义,重视发挥社会教育或启示效果,表现出显着的年代特征。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例,鲁滨逊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等人既是该学派的学术巨头,又都亲自参加美国根底教育和高级教育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参加度和知名度。
新史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酝酿与开展不只时刻跨度大,并且触及方向多,既兼具多种学科办法,又有激烈的现代内在,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学术特征。
首要,新史学具有巨大的学术系统,但内部并不一致,全体上相对松懈。在新史学中,各学派崇尚科学主义、理性剖析、结构主义等,具有一起的价值取向。尽管各学派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持批判情绪,在学术理念、态度、办法上有交集,但它们也有许多不同,在学术表达上亦有相对独立的概念、逻辑和理论。例如,年鉴史学、新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等均具有各自的学术旨趣,研讨办法也截然不同,多元化学术表征极为显着。
其次,新史学各学派均立足于现代,但各自的开展时刻并非整齐划一,各学派并无严厉的时段边界,各自的周期不同,或早或晚、或短或长。因为新史学各学派开展前史不同步,互相存在必定相关和交互影响。例如,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讨途径、全体史等概念均遭到年鉴史学的影响,其“问题史学”的认识也遭到“结构史学”的影响。相同,年鉴史学也深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两者都着重跨学科史学研讨等。
最终,新史学具有多元化学术特征,这与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截然不同。新史学的这一特性直接表现为史学研讨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即运用多学科办法、表现现代精力。例如,年鉴史学创建全体史范式,着重地舆与生态环境、文明与心态结构、人口与社会经济形态等对前史变迁的全体影响;新马克思主义史学测验重构世界前史系统,着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文明转向,重视社会认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效果;计量史学则将前史视为一个动态系统,以衡量、数学、计算等办法改动传统的经历剖析形式,以数据形式从头解构前史等。这些学术理念和办法从多重维度拓宽了新史学的内在,构成新史学丰厚多彩的学术特性。
新史学在西方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嬗变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效果。尽管新史学在表达方式、研讨技巧与视点上有新的拓宽,在认识论和办法论上也表现出反传统精力、忧患认识、自我主义、特性主义等倾向,推动了西方史学的开展,但本身相同存在难以避免的短板。
首要,尽管新史学指出了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坏处,但并未提出处理问题的抱负范式。新史学研讨要么过于庞大而疏忽细节,以前史必定性替代偶然性;要么过于宣传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客观前史;要么过火重视个别认识而疏忽前史全体性。例如,计量史学推重以数学逻辑研讨前史,这种研讨范式只重视到史学的科学特点,却疏忽了其人文特点以及前史个别的差异性,乃至将线性逻辑和非线性逻辑相提并论。年鉴史学尽管提出了文明心态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等形式以及长时段理论,但其定论不免落入前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窠臼。
其次,新史学涵盖了太多内容,触及太多范畴。这尽管有助于拓宽史学研讨的外延,但也形成史学研讨的内在空泛。新史学排挤详细、个案和孤立的史学研讨,着重全体史、归纳史和全体史研讨。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太多的前史故事归入其学术视界,导致一切研讨范式都不或许抵近调查前史,从而形成史学研讨中前史实证与理性剖析相对缺乏。以鲁滨逊新史学派为例,该学派涉猎世界联系史、经济史、史、劳工史、宗教史、文明史等多个研讨方向,其内容之繁复、史料之多样导致研讨难度远超以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史学敞开后现代转向,言语开端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首要叙事东西。从70年代起,微观史研讨乘势而上。从80年代开端,口述史学孕育而生。后现代史学强势鼓起,直接引发新史学呈现冷清之势。就此而言,后现代史学或许新“新史学”的鼓起,不失为对新史学短板的一种补正。
(作者许海云,系中国人民大学前史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2月25日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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