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时间回一下神，最大限度地想想有可能产生的后果，人们有时会被自己的行为给吓一大跳。

  这是一个越来越走向公平和透明的年代，人们已经或正在要求着更多、更大的知情权。这种要求也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人类对于知识和新事物认知程度的不同和理解方式的不同，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对于某种新生事物产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不说，对能给人类生活带来非常大改变的科学技术，这样的一种情况尤甚。

  生物工程技术恰恰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年代，因此我们今天才会看到连篇累牍的关于它的争论文章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才会听到无数次对于它的鼓励、怀疑或批评性的发言。很难用单纯的“好”或“坏”这样的字眼来定义目前这种争论的局面，因为争论一方面可能使一件本来会给人类带来不良后果的事情变得不那么具有破坏性，或者最终能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益处；而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可能推迟、甚至扼杀掉一件未来可能会产生巨大价值的新方向或新事物。

  要是嫌这样的说法拗口，那么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E＝△MC2在本世纪上半叶诞生的时候，科学家们就已经知道它可以发展和应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类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核武器；二是对人类有巨大作用的核发电。事实上，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发展，大多数公众现在已经知道，若使用不当这个公式，人类早已能自己毁灭自己许多次了，而使用得当，它也为人类解决了巨大的能源危机。

  人们该如何把握这些科学技术？很明显，这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因噎废食、简单绝对都不会给我们我们自己所带来更多的好处。

  人们也许还没忘记三年前因为英国的克隆羊多莉的诞生，而在整个世界引发的那一场关于“克隆人”的争论。这场争论刚刚过去，最尖端的科学技术有效地在公众中得到普及，现在我们已能够比较平静和客观地看待不断降生于世的各种几乎不可思议的克隆动物。那么现在，全世界最热闹、最集中的关于科技的争论，又集中到了转基因农作物身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消息不断在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转基因农作物安全吗？我们正在或未来要吃的、被改变了基因的食品对我们有害吗？是不是真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它们是有毒的？它们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环境究竟有没有害处？

  为了搞清楚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和它的科学内涵，记者日前专门走访了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教授。他目前的职务还有：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中国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部生物技术顾问，欧共体中国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植物分子生物学协会顾问等等。也许他还有可能是中国参加国际生物技术安全会议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将这次关于“生物技术安全性”对话的主角选为年轻的陈章良教授，还有两点内在的、必然的原因。首先，不管懂得不懂得一些生物技术的普通民众，在看到美国和欧洲等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产生争执的详细的细节内容时，恐怕都会隐隐约约产生一丝怀疑：这种争执的方式难道仅只是科学之争吗？在它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平衡之争呢？各国不遗余力“打来吵去”的，难道仅仅是一项科学技术？从陈章良教授目前在国内、国际承担的多方位职务和身份来说，无疑他将是回答这一问题、并能做到全面关照和紧密跟踪的最为合适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第二、自从1983年留学美国，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研究生的陈章良恰恰赶上了这项生物技术产生“突变”的研究年代，由他的导师、美国著名的转基因植物学家毕齐领导的那个小组。1986年在美国伊利诺思州成功地培育出了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而陈章良那时不但参加了此项研究的全程跟踪，与同伴们一起亲手栽培了那批引人注目的转基因抗病毒西红柿，而且也提前几年成为毕齐手下最为得意的博士生，并且即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在此过程中，也是这批转基因植物成功进入大田试验的前一年。1985年，陈章良已在《欧洲分子生物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奠定下他的国际科研地位的论文———《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牵牛上，并获得高水平的表达》，也就是说，在世界上首批实现了不一样的物种之间的基因转移，并且成功获得了高效率的表达。这项现在看来已经相当普通的实验，在当时还是一项从理论到实践的成功突破，因此，即使是当时进行这项实验的陈章良，在获得成功时也用过这样的口气形容他们的努力：“老天！真的能这样做！”由于此项研究和以后数项成果，1991年，刚刚30岁的陈章良成为亚洲第一位获得“贾乌德·侯塞因青年科学家奖”的科学家。可以说，在目前中国转基因植物的研究领域，陈章良无疑是跟踪最早、时间最长的科学家之一。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在不同地方，却在同一时间突然间都明白了同一个道理

  ■记者：陈教授，最近很长时间，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媒体一直在讨论一个颇受公众关心、甚至引起某些特定的程度恐慌的话题，这一个话题也已经波及到了中国媒体，我们不少的报刊、杂志、电视节目也引述和介绍了这方面的文章，那就是转基因农作物究竟是不是安全的？人吃了它们会不会中毒？对自然有没有害处等等。您是研究转基因植物的中国专家，应该说对这些来自民众的恐慌，您是最能解释得明白的。而且我也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您一直在参加各种国际性的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会议。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转基因农作物为什么能够引起全球公众如此的关注？它将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陈章良：这先得从生物技术的发展谈起。现在生物界都比较同意的一点是：世界上第一批转基因植物出现在1983年到1985年之间，出现的地方是在美国圣路易士的华盛顿大学和孟山都公司等地方。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人们在不同地方，却在同一时间突然间都明白了同一个道理，意识到一个时代开始了，人类终于能开始操作植物了，终于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植物的品种了。过去我们改变植物的品种主要是通过育种，比如把A和B杂交，得到后代，然后在后代中选择好的品种再来种，这是传统的育种，现在终于能不这么做了。不这么做当然有它的优点，比如传统的育种，所需的时间长，杂交出的品种也许是高产但不抗病，或者是抗病但又不高产，所以还要再做选择，要做一系列的工作。现在基因工程的优点就不同了，我可以拿一个抗病基因转进去，就得到一个抗病品种，不用再花那么长的时间筛选了。

  还有一点原因，传统的育种只能是水稻对水稻，不能水稻对玉米、水稻对小麦。比如你不能把大豆跟茄子杂交，做不了。你更做不了的是大豆和细菌杂交。那么基因工程可以，它可以把人的基因、植物的基因、动物的基因，任何一个基因都能组合到植物里去。这使生物界变得很宽广。因为这两个理由，大家认为这项技术可能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记者：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目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讨论已经涉及到许多国家，中国的新闻媒体也对这方面做了不少报道。大家已经存了一份怀疑的情绪。但也有人怀疑，这场首先在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展开的争论不单单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争论，它中间已经很多地涉及到国际经济、贸易的平衡之争了，不知道您是怎样看待这场争论的？从1996年美国允许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在超市出售以来，西方人已经吃了大约5年的转基因食品，为什么突然爆发了这样一场争论？

  ■陈章良：我想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在里面。如果最简单地理解社会因素，第一就是，这项技术带来的大规模利润不是被老百姓得到了，而是被公司赚走了。对老百姓来说，在市场上买的转基因商品的价值也没有便宜多少，也没有好多少。你说提高产量？那关我什么事？我还是该花两块钱的时候就必须花两块钱。产量提高了谁得利？仍然不是老百姓。第二、普通群众的普遍想法是：既然价格都一样，我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去吃它？万一有问题呢？这是最正常的心理，很简单。第三，非政府组织，英文叫NGO，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友好者组织，很强大。我这次参加国际生物安全会议，开会的时候被外面NGO的抗议人群给堵在门外，有时都走不进会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根本上就不赞成改变物种，凡是对地球环境或生物物种做改变的一切行动都持反对意见。他们的哲学就是这种哲学。从这一点上还谈不上生物安全的具体问题。最后是宗教问题，也很大。一些宗教认为，上帝已经创造了物种，而且很完善了，为什么还要改变？

  说到政治因素就更复杂了，这里面有一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最早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起始于英国，而英国政府和欧共体也就顺水推舟，使这种争论发展得慢慢的变大。这是一些农产品富裕的发达国家出于对市场保护的考虑，不愿放弃对进口转基因产品的歧视性政策。加上有的人片面宣传，目前向一些地区出口转基因作物遇到了困难。欧洲和美国的农作物进出口主要是根据的是WTO，而WTO又要求大家必须打开自己的大门。而欧洲各国主要的农作物种子都是由美国人提供的。欧洲人很伤脑筋。借助这场争论，欧洲人可以不再进口美国的种子，像今年，已然浮现大规模的欧洲农业复兴了，而美国的国际大公司却因此难过得很。所以要说这是一个政治皮球也不为过。

  如果要较为详细地理解这场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我们不妨先花些时间和篇幅了解一下关于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

  1998年8月10日，英国一个电视节目播出了英国罗伊特研究所的普斯陶教授的专访，他在电视中警告人们关注未充分证明其安全性就已推广的转基因食品。他宣布，用一种转基因土豆喂大鼠，结果发现大鼠在食用后发生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和器官重量减轻，并且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电视一经播出，顿时在英国引起轩然，英国上下顿时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慌。但是很快，这位科学家供职的研究所就宣布，这项未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是混淆和错误的，这位科学家因此很快被该研究所解聘，并且不再续聘。

  然而事情起步。1999年2月，14个国家的20名科学家在考察了该生物学家的报告后，联名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指责该研究所对此科学家施压，呼吁先行研究基因改造生物体的未能预见的危害，在此之前暂停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舆论再次哗然。

  为了给公众一个说法，英国皇家学会于1999年5月组织同行对该科学家的实验进行评审。得出的结论是，普斯陶的实验从设计、执行到分析，6个方面都有缺陷，不应过早得出结论，喂食转基因土豆与对照组所得的数据虽然看上去有些差异，但因受到实验技术的限制和不正确地利用统计学，这些差异说明不了问题。

  应当说，这一结论应该对普斯陶实验有一个权威的了结了。但事情似乎远没结束，就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一样，余波一直持续着。

  在强大的公众媒体和公众压力下，去年以来，英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台对转基因作物种植的限制性措施。欧盟也开始要求零售商对转基因食品实行标签制。1999年3月，英国又将这一限制范围扩大到餐馆和咖啡屋，政府令要求，比萨饼等外卖快餐必须标明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否则将被处以高达5000英镑的罚款。英国的许多超市和连锁店也不得不决定停售转基因食品……

  风波也迅速地涉及到世界许多国家。1998年11月，世界最大的基因工程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印度的两块试验地被当地农民焚烧，原因是该公司在转基因作物中采用了“雄性不育”技术，农民不能自己留种，一些农民怀疑这种“雄性不育”的植物跟人接触后也会使人患上“不育症”。

  在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的压力下，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大型食品公司，比如婴儿食品公司相继宣布不再采用转基因食品作为原料。更有意思的是，宣布暂停应用这项技术的这一些企业，就有一直在做着转基因研究和开发的，并且仍然一直在坚持着这方面的研究。

  本来一直在公众眼里颇有些神秘的转基因食品，迅速变成了一副颇为恐怖的模样。难道这项新技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改变真是一个洪水猛兽吗？（本段部分资料引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重组生命》）

  ■记者：作为转基因植物方面的研究专家，在这场争论之前和争论中，您有没有自己一贯的观点？比如中国在这场争论里应当持怎样一个态度？

  ■陈章良：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全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全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一直明确的观点。比如非洲对于这场争论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他们说：“欧洲的需要与我们不同，食品是非洲生存的最要紧的麻烦。非洲已经错过了第一次绿色革命，不能再错过一次全球性的农业技术革命了。”他们都以为，“欧盟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批评是基于社会经济考虑，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1997年，中国也发表了第五号国情报告，预测了中国21世纪的粮食问题，报告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转基因食品会比常规育种有更多的风险，刚好相反，更大的危险是世界上60亿人口中还有8亿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基因工程作为一项能缓解发展中国家贫穷和饥饿的技术，富裕的国家是没理由阻止或放慢这项技术前进脚步的。

  ■记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尽可能规避一切不安全的因素吧？

  ■陈章良：是啊，人类也是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才发现DDT有毒的，人类是在使用了几十年以后才发现青霉素、四环素也有问题的。但是人们不能否认发现青霉素当时救活了多少人？四环素救活了多少人？DDT杀了多少虫？救了多少农民？咱们不可以因为觉得未来几十年有问题，而现在就停下脚步。你不做了，又怎么知道它将来会有哪一些问题？那么多药还是安全的吧？胰岛素还是安全的吧？头痛药还是安全的吧？阿司匹林还是安全的吧？你不能因为一项猜测和怀疑就要求一切关于这项新技术的研究和实验都停止了。

  第二，目前这项技术的研究在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很难的阶段。但是美国40％～50％的玉米、大豆已经经过基因工程改良了。到现在为止，美国人已经使用了5年左右的转基因食品，超级市场上4000多种商品是含有转基因植物成分的。5年时间，还没看到过一个例子，证明人吃了以后会得病，甚至会引起死亡。在美国，只要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会被律师抓住不放，立即告你到破产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大国，几千万加拿大人在吃，几千万澳大利亚人也在吃，吃了几年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案例说明它是有问题的。由此可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没有欧洲国家所说的那么成问题。

  ■记者：我也看到过不少资料，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虽然有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加入了反对和怀疑的阵营，但大多数科学家和政治家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们刚才谈了不少反对意见的来龙去脉，现在能不能谈谈谁在支持它呢？

  ■陈章良：其实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比如培育出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的美国科学家毕齐，比如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沃森，再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伯格，都一直在支持这次重大的技术突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今年的联大会议上也认为，这将是农业上的一个蓝色革命，他说，绿色革命结束以后将是这个蓝色革命，它的实现需要大家互相理解。

  ■记者：那为什么您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国际性生物安全会议呢？这是否说明在科学界内部，这场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的？

  ■陈章良：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有这么多的安全会议，是因为社会关心。科学家需要用科学的证据来说服。

  ■记者：从这些年我采访科学家的经验来看，许多搞尖端研究的科学家不但要在科研上费功夫，还要部分甚至全部承担起科普宣传的责任，当然不能怪公众不懂，科技的发展确实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了。听说您参加过不少这样的国际会议，应该也在与公众的交流上遇到过讲不明白的时候吧？

  ■陈章良：太多了。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前些时候在英国的爱丁堡会议上，这次会议影响非常大。会议请了英国农民协会的主席，绿色和平组织协会的主席，地球之友协会的主席，还有百姓代表、众多媒体记者等等。我作报告时，有一个人问我问题，他说：我是英国农民协会的主席，我是代表英国农民利益的。我现在想问教授，食品安全当然要关心，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安全。你们考虑过没有，我们每天在地里和这些转基因植物一起，身体正在受到伤害。我问他：为什么身体会受到伤害呢？他说：你们把有毒的基因放到植物里面去了，那我们怎么会不受到伤害呢？

  ■记者：这样的问题让人感到你们更像是一些世界的破坏者……对这样的问题您是怎么回答的？

  ■陈章良：我说第一，植物的基因不会跳到人的身上。第二，这个技术肯定会产生问题，比如用这项技术能做出更好的植物，也同样能做出有毒的植物。比如巴西豆里有一种蛋白质，很多人对这种蛋白质过敏，你只要把皮肤切一个小伤口，把含这种蛋白质的汁液涂上去，过敏的人皮肤立即会变红。如果我们把这个基因转到马铃薯里去，那个马铃薯的汁液同样会引起一些人过敏了。所以说它可能有问题。再比如白喉毒素，如果把白喉毒素转到植物里面，那个植物就会杀人，不奇怪，它当然会有毒。可是现在科学家研究的转基因农作物是为了人类活得更好，我们做的基因对人不可能是有毒的。结果他又问：那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毒呢？DDT几十年以后才知道是有毒。我说，那我们不用农药杀虫行吗？所有的农药都是有毒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开车呢？整天有车祸撞死人。我们为什么坐飞机呢？飞机可能会掉下来的。结果他又说：开车我是没办法，可是不吃你们的东西我是有办法的，吗非要吃转基因食品呢？我可以不吃。这也有道理，所以说有时候讨论起来很难。还有太多的人根本不知道基因是什么？细胞是什么？什么是转基因？因没有共同基础，有时也就无从争论。现在的科普做得还非常不够。

  几十年前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的细菌试验，已经在严重破坏我们的生物安全了

  ■记者：现在肯定是科学越来越尖端，科学家越来越不容易让老百姓理解他的科学，所以科普是必要的。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讨论，比如说如果不讨论克隆人的问题，克隆人可能已诞生了，人类可能已面临这样的问题和困惑了，所以我认为关于科学和新技术的讨论还是有很大必要的。讨论也许可以让科学更透明、更公正，然后更能在人类能把握的尺度里来做。

  ■陈章良：所以我一直呼吁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生物安全法》。我曾经在去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立法。生物技术不可以随便做，刚才我已经说了它是有问题的，所以哪个能做，哪个不能做，比如和核发电的区别，不能因为能造出就不做核发电了。

  ■陈章良：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将基因工程立法了，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中国现在有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可以等同于法，但不是真正的法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国在这方面曾经饱受沧桑。几十年前的日本731部队在我国进行的细菌试验，把细菌武器在中国人身上使用，已经在严重破坏我们的生物安全了，中国在这方面受过害，更应该警觉。第三，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又大，所以适当的立法有助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并不是说要限制它，而是让大家都更能依法有序，同时，它也可以管住今后日子里，外国人随便在中国进行危险的试验。目前的研究还是安全的，但这不等于说未来也是安全的。因为这个技术有它危险的一面。所有的人一定要遵守我们中国的法律，违法也有处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