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多国禁止粮食出口，全世界拉响“粮食危机”警报！2020年3月24日，世界第三稻米出口国越南宣布即日起禁止大米出口。随后，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的哈萨克斯坦更是禁止出口小麦在内的11种农产品，塞尔维亚、埃及和柬埔寨也决定将停止各种农产品的出口。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期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玛丽亚·海伦娜·塞梅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时表示，这次会议是在地球面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以及污染三重危机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对全球性挑战做出紧急反应的重要契机。这些挑战包括生物多样性和ECO退化导致的粮食不安全、贫困和不平等日益加剧。

  如何解决粮食这个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生物育种！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作物种类由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4种扩展到马铃薯、苜蓿、茄子、甘蔗、苹果等32种。种植培养面积由2550万亩增加到28.6亿亩，增长112倍。种植国家由6个增加到29个，另有42个国家批准进口应用，全球商业化应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已达71个。2019年全球主要农作物种植培养面积中74%的大豆、31%的玉米、79%的棉花、27%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99%是抗虫耐除草剂性状。

  由于转基因作物具有比较优势和明显效益，在批准种植的主要国家中转基因作物的比例已接近饱和，其中美国94.7%（大豆、玉米、棉花、油菜）、巴西94%（大豆、玉米、棉花）、阿根廷接近100%（大豆、玉米、棉花）、加拿大90%（大豆、玉米、油菜）、印度94%（棉花）。

  种植转基因作物，大幅度减少了农药用量，降低了人力成本，加快了免耕、轮作、密植等生产种植方式的变革，解决了病虫草害、干旱等农业生产面临的难题，大幅度提高了作物产量和农产品质量效益。1996—2018年，转基因品种应用使作物产量增加8.22亿吨，减少农药使用量7.76亿公斤，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2249亿美元。

  转基因作物抢占国际市场，改变了全球农产品贸易格局。抗虫、耐除草剂性状的应用，形成了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在成本、价格、品质等方面的竞争力。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的贸易份额大幅度的提高，2019年，全球大豆、玉米贸易中，转基因占比分别达到95%和70%。

  美国、巴西、阿根廷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优点牢牢占据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主导地位，2019年美国大豆出口量5239万吨，约占总产量的54%；玉米出口量4157万吨，约占总产量的12%。巴西、阿根廷上世纪70年代前，大豆养殖面积小、单产水平低，种植转基因大豆后面积迅速增加，出口量逐年增长，分别居全球第一和第三。

  印度1997年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后，由棉花净进口变为净出口。南非玉米单产以前只有我国的一半，引进种植转基因玉米后，单产水平已经接近我国，一举由玉米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欧盟虽然仅西班牙、葡萄牙等少数成员国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但每年均进口大量转基因农产品，2019年欧盟进口大豆1465万吨、玉米2377万吨，其中转基因大豆占比87%，转基因玉米占比27%。日本没有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但每年进口大量转基因农产品。2019年进口大豆339万吨、玉米1599万吨、油菜籽236万吨，其中转基因产品占比均在99%以上。

  新技术新产品不断迭代升级，引领了生物育种创新方向，基因资源争夺日益激烈。随着多个重要物种全基因组测序的相继完成，基因组学研究得到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和跨国公司均加大力度开展基因功能基础研究，争夺知识产权。美国聚焦有重要育种价值的抗病虫、抗逆、资源高效利用、产量、品质等相关基因，抢占生物技术核心，基因专利位居第一，远超于其他国家。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据预测，到2030年，粮食产量必须比目前提高15%、肉蛋奶产量提高30%至50%才能满足国家对食物需求。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持续增加，2020年进口量已超过我国粮食总消费量25%。因此，粮食安全不容忽视。

  在2021年召开的第二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作物学会理事长万建民表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国家的重大需求，而种业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源头。目前，良种对我国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5%，一定要重视发展生物育种和育种科技，如此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当前，世界种业已进入到“常规育种+现代生物技术育种+信息化育种”的育种4.0时代，大幅度提升了育种效率，使育种工作实现了由“经验”向“科学”的转变。特别是生物育种，它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国际科技竞争的一个焦点。抢占生物育种技术及其产业高质量发展制高点，已变成全球各国增强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选择。

  在基因资源方面，随着多个重要物种全基因组测序的相继完成，基因组学研究得到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和跨国公司均加大力度开展基因功能基础研究，争夺知识产权。我国在系列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已形成了自主基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创新格局，实现了由跟踪国际领先水平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转变，明显提升了我国生物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但总体来说，我国在生物育种方面，无论是技术成熟度、复杂度、协同度都与先进国家存在很明显差距。

  万建民院士认为，中国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分子设计和人工智能育种等新兴交叉领域研发技术方面短板明显，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关键技术与战略性产品研制水平相比来说较低，国际竞争力优势相对较弱。

  要缩小生物育种方面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除了需要继续通过各类重大科学技术计划给予支持之外，还有必要找准自身在生物育种方面的薄弱点，瞄准生物育种未来的技术发展潮流或方向，立足自主创新，努力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增强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同时，还可以大力建设国家级的大型育种平台，强化产品研究和示范推广，培育有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新型企业，实现上中下游一条龙的育种创新体系。

  此外，我国生物育种研究和应用脱节严重。种质资源、育种技术等大多分布在在科研教学单位，而品种筛选与性能测定、繁育与生产加工、营销与技术服务资源大多分布在在企业。应加强顶层设计，破解中国种业研发和推广脱钩的困局，通过多种形式支持国内一些具备条件的公司发展成“种业航母”。

  万建民院士说，其实我国是较早开展农业转基因研发工作的国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863”“973”计划先后对棉花、水稻、大豆等转基因研发工作进行部署。2008年，国家启动农业领域唯一的科技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农业转基因研发进入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

  我国转基因研发水准不断上升。基因克隆从零星少量到数量质量双升，获得了抗病虫、耐除草剂、耐寒耐盐碱、养分高效利用、优质、高产等重大育种价值基因300多个。转基因技术实现了从局部突破到整体跃升，多项关键技术获得了突破，获得发明专利近3000项。

  我国转基因产品品种类型不断丰富。国产抗虫棉市场占有率提高到99%以上；3个耐除草剂大豆和4个抗虫耐除草剂玉米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抗虫大豆、耐旱玉米、抗虫水稻、耐旱小麦、抗蓝耳病猪等已形成梯次储备。

  我国转基因研发队伍慢慢地增加。研发团队和领军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培育生物育种领军人才100余人。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研发大国，实现了从局部创新到“自主基因、自主技术、自主品种”的整体跨越，为转基因产业化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我国生物育种研发应用在有些品种、有些领域和有些环节，跟国外的差距还非常大。

  一是新品种推广有代际差异。美国已经推广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种20多年，转基因玉米、大豆养殖比例均超过90%。在抗性、产量、成本方面明显优于我国品种。我国玉米、大豆单产水平只有美国的60%左右。1996年我国玉米亩产328公斤、美国亩产475公斤，2018年我国亩产421公斤、美国亩产790公斤，23年间单产差距由147公斤扩大到369公斤，扩大了2.5倍。大豆也存在这样的问题，1996年我国大豆亩产111公斤、美国亩产160公斤，2018年我国亩产126公斤、美国亩产231公斤，23年间单产差距由49公斤扩大到105公斤，扩大了2倍多。在产品储备方面，我国转基因产品研发仍以跟踪模仿为主，从基因克隆到产品设计开发的原创性产品较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均为抗虫性状，转基因大豆、玉米以抗虫、耐除草剂等单一性状为主，多基因叠加品种短缺，缺乏含有多个抗虫基因、不同耐除草剂基因的复合性状品种。针对我国未来农业发展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极端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问题，抗旱、耐盐碱、抗逆等功能基因研究和产品创制尚未实现重大突破。基因编辑作物研究试验多，但核心技术高度依赖美欧。

  二是育种技术明显落后。我国在生物育种领域关键技术原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农业生物技术核心专利70%被美国控制，专利主体是企业，有的专利已实现全球布局。跨国公司在农作物育种方面，借助双单倍体、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技术，已实现精准育种并向智能育种阶段迈进，而我国整体上仍然处于经验育种阶段。在畜禽育种方面，国外已将现代生物技术、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大范围的应用于育种全过程，而我国育种规模小，数据积累少，尚不具备规模化、工程化品种性能高效测定技术体系。

  三是商业化育种体系尚未真正建立。拜耳、科迪华等农作物种业公司和英国PIC公司（英国PIC种猪改良国际集团，全球第一大猪育种公司）、德国EW集团（旗下拥有安伟捷、罗曼、海兰等公司，是最大的蛋鸡和白羽肉鸡育种公司）等畜禽种业跨国公司，均建立了完备的全链条、流水线式商业化育种体系。近几年，我们虽然建立了玉米、大豆、生猪科企合作攻关联合体，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已有联合的“形”，缺乏联合的“魂”，难以与跨国公司抗衡。我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农作物育种基础研究能力，拥有快速增加的公共育种经费投入，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育种科研队伍，但与发达国家种业相比，我国育种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仍然比较弱。

  范云六院士为此大声疾呼：转基因育种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在全球范围内，以转基因育种为最主要内容的生物技术有很重要的地位，它的成败对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以传统农作物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特别突出，并将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变得愈发尖锐。如果没有科技的新突破，农业生产就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农业生物技术对促进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很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否则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丧失战斗力。

  范云六表示，中华民族在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被世界抛在后面，我们一定要在生物经济时代迎头赶上，否则会贻误大好的发展时机。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为中国在全世界内的生物经济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要加强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综合能力,在全盘考虑我国种业发展框架的基础上，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不贻误时机地对那些在技术上国际领先，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环境友好、能源节约、有利健康、高产优质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积极加以推进，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尽早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修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通知，意在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部分条款做修改，以适应转基因管理的新形势。这些政策的出台，意味着转基因育种在内的商业化育种迈出了关键一步。

  更令人振奋的是，3个快大型白羽肉鸡品种通过审定。我国从此拥有了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这是畜禽企业与科研机构10余年协同创新的成果，表明我国畜禽育种迈出重要一步，也是2021年打好种业翻身仗、推动种业振兴的重大成果。

  2021年以来，我国种业在资源保护利用上下功夫，加快打牢发展基础；在创新攻关上下功夫，加快补齐种业短板；在企业培育上下功夫，加快壮大产业主体。目前，种业振兴各项工作稳步开局。

  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全方面开展，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发布，最高人民法院与农业农村部签署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建设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种子法修正草案，新修订的国家级稻、玉米品种审定标准发布。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投身于支持种业企业的行列。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计划5年内安排1000亿元资金支持种业，中国农业银行拿出支持种业振兴的整套金融服务方案，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科技金融专项贷款重点支持生物育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通过投贷联动服务种业振兴，2021年前10月投放110亿元，比2020年全年多投了近5倍。此外，还面向全球投资者发行首单30亿元支持南繁硅谷建设的主题金融债券，引导更多资金投入种业。

  农业科研单位也热情高涨。“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种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国产化比重逐年增高。总体上农业生产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但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亟须加强原创引领。”中国农业科学院不久前启动“强种科技行动”，以11个农作物种业、4个畜禽种业相关研究所共95个科研团队为依托，实施种业自主创新攻关、种业企业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提升、种业科技平台建设三大行动。2021年已落实24个项目、2.58亿元科企合作资金。

  21世纪被称为生物技术的世纪。各国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大对生物技术创新的部署。美国2021年推出《无尽前沿法案》，提出在5年内增加超过1000亿美元投资，优先发展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10个产业科技领域。欧盟委员会2021年启动了“欧洲地平线）科研资助框架，预算为1000亿欧元，优先支持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日本2019年制定《生物战略2019》，提出到2030年成为最先进的生物经济社会。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我们一定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直面这个重大挑战。

  我国一贯格外的重视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同志曾多次强调“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实际问题”“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国家对生物育种先后作出系列部署，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将功能基因克隆、转基因操作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技术等列入重要研究内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对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风险控制予以重点支持；1999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为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是农业领域唯一的重大专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入最大的农业科学技术专项。2008年，转基因重大专项真正开始启动，目标是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要应用价值的功能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快速推进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整合科研资源，加大研发力度，尽快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高产、优质、高效的转基因新品种，并促进产业化；同年，国务院出台《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支柱产业和国家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继续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开发具备极其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和生物新品种，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2012年，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推动生物农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探讨研究、安全管理和科学普及。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农业转基因研发技术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加强农业生物研发技术。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回顾发展历史，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育种的政策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

  党中央、国务院格外的重视生物育种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瞄准生物育种等八大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尊重科学、严格监管，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我们坚信，有党的正确领导，有一支庞大的高水平科研队伍，以及在抗虫棉等领域的成果和经验，我们完全有能力在生物育种领域领先世界。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