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工作真正的意义在于重焕每个社区、每个地方的地方多元价值和地方经验，反对资本主义单一价值的霸权，将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每个地方重新放回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角位置，肯定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把握感和自豪感，鼓励人们重新掌握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重塑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主体地位。

  商业育种是个圈钱的行业。2011年，全球商业种子的市场价值就已达到了344亿美元。暴利背后是商业公司的垄断，目前，75.3%的全球种子市场都被世界十大种子公司控制，其中，前三大种子公司掌握了53%的市场占有率。种子慢慢的被种子公司控制甚至垄断，而种子科研也由种子公司和科研院校所主导。欧洲成立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甚至将农民自古以来的留种行为定义为“犯罪”。农民亟需夺回留种、用种的权利，保留不购买商业种子、受制于种子公司的自由。而本文介绍的参与式育种正是与农民育种、为农民育种、保护农民种子权利的一种尝试。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参与式育种？是否只需要有农民参与到过程中就可以了？摒弃了商业经济价值，在使用价值之外，种子还承载了哪些社会和文化意义？2017年5月下旬，在广西南宁的广西农业科学院举办了一场“中国东南亚参与式植物育种与社区发展研讨会”，来自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意大利和国内多地的参与式育种研究者、实践者共同参与了此次研讨会。本文作者黄奕在参会后，通过分享香港社区伙伴（PCD）在贵州保护地方传统稻种的实践，不仅回答了以上问题，还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单一价值霸权的批判。

  作者指出，参与式育种并非只是农民作为被动一方参与科学家的育种工作，而是真正以农民为主体参与到对本地物种与社区文化的保育与价值重构。种子的价值不是以市场作为商品唯一的导向和衡量标准，而是通过真正的价值多元主义来抵抗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垄断价值判断的标准。

  作者黄奕，是新南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学术助理以及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人类学硕士。2017年时，她正在关注华南柑橘规模化种植及农业科学技术应用的问题。

  参与式育种要求：在农作物的育种和选种过程中农民也需要去参加了，与育种科研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合作制定育种的方案和目标，这些育种方案和目标需要体现农民自身的多元利益诉求，尊重农民对农作物种植的多层次需求和多元的评价标准，并且更加尊重在地环境、文化和当地传统农业种植模式与技术。农民参与育种工作也同时意味着育种技术有机会由农民自己掌握和分享，以此来实现对优良品种持续的自我培育、分发和传播。

  参与式育种工作与目前的主流育种工作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当前的主流育种工作，主要由科研机构和种子公司的科研人员主导，育种的方案和目标大多数表现市场的利益，甚至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到育种选种的工作过程之中，对此更没有发言权。种子的推广和传播在当前主要由种子经销商来完成，而经销商则主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相关种子进行推广。同时，一种新的作物种子推广，也往往伴随着要求农民对新的种植技术的掌握，改变原有的种植模式和种植环境。而为保障种子公司和种子经销商的利益，商品种子往往被设计成无法由农民自行留种，同时也由于农民不掌握育种技术，农民需要长期依赖向种子公司/经销商每年购买种子，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农民往往只能被动地选择市场上推出的种子。

  近日【2017年】，南宁举办了为期三天（这中间还包括一天田野实地参访）的参与式育种研讨会。会上，香港民间组织“社区伙伴(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PCD)”分享了他们在贵州黎平侗族社区地方传统稻种参与式育种的实践，也交流了社区文化保育工作的经验，这引起了参会人员的极大兴趣。

  PCD提供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贵州黎平县香禾糯一种本地侗族水稻品种，也是当地种植历史最长、最具特色的稻类品种的种植培养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比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约75%一下子就下降至2013年的不足5%。PCD将这样的一种情况形象地称为“种子出走了”，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种子回家”。

  要开启“让种子回家”的工作，PCD首先进行了细致的社区研究，了解项目地社区种植和食用传统糯稻的情况。而他们发现，对于当地侗族社区而言，香禾糯绝不仅是一个自然植物作物，更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和社区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譬如，即使在引种更加“高产”的外来粘稻之后，他们依然会种植少量传统糯稻作为自己的主要主食（尽管已不再是唯一主食），并且在将传统糯稻与引种粘稻对比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文化中将传统糯稻称为“好稻”、“老稻”、“侗家稻”、“祖先稻”等等，做出来的饭也被称为“人饭”；而将外来引种、口感差、侗族人自己很少吃（但会拿来喂养家禽家畜）的粘稻称为“客家稻”、“猪稻”、“鸭稻”、“马稻”、“差稻”等等。而在侗族人的新生、婚嫁、节庆、建房、葬礼等民俗、祭祀仪式上，传统糯稻或糯稻制品是不可或缺的，更不会使用引种的粘稻来代替。

  因此，要“让种子回家”，保育本地农作物品种，PCD意识到他们也必须从文化和社区层面入手，通过组织和开展社区交流会，开展传统节日分享与故事会，激发村民重新理解及发现老品种的多元价值，重建与老品种的情感联系。

  而且，传统糯稻的种植不仅与一套整全的民族文化、社区生活方式密切联系，它的种植方式本身也伴随着一套整全的和独特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模式。譬如在贵州黎平地区开展工作的时候，PCD意外地听到了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称侗族村民是“牛”，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牛”一样愚钝，始终不接受农技人员教导的浅水密植水稻种植法，尽管使用这种办法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稻米的单产量。但随后PCD发现这一个故事并不是这么简单他们发现，侗族村民种植的传统稻种是高杆稻种，因为这种传统稻种的禾杆较高和成熟期较长，所以能在稻田里放深水同时养鸭和养鱼。而如果村民接受了农技人员推广的浅水密植法，稻田就只能种稻子。所以其实侗族村民一点也不愚钝，反而是农技推广人员只看见了稻田里的水稻，而村民还看见稻田里的鸭子和鱼特别是鸭子和鱼在侗族文化中还有特别的意涵，鸭子和鱼的生殖繁衍同样也代表着村寨的生息兴旺。

  推广人员只看重水稻，侗族农民除了水稻，还看重稻田里的其他（包括：鱼和鸭）。侗族鱼代表生殖繁衍。

  由此可见，既然传统糯稻与本地的民族文化、社区生活和传统农业种植模式息息相关，PCD也同时有意要让传统稻种保育工作同时成为他们开展更广阔的社区工作（譬如，民间传统文化保育、社区生活营造等）的切入点。例如，要维持和发展以传统稻种为基础的“稻鸭鱼系统”，就需要村民自己繁衍健康强壮的鱼苗，由此村寨社区内部就需要合作重修社区的公共鱼塘，这就重新恢复了社区的公共议事和合作生产传统。同时，鱼塘的重修也让村民们在一起重新讨论起了寨子布局和景观，从而激发了村民们对自身历史背景和文化的再次发掘和对村寨生活的自豪感与拥有感。

  而在贵州从江PCD的其中一个项目工作地当地侗乡传统上流行在重要的婚嫁节庆时节挑着一大把的稻禾送礼。然后进入现代生活之后，随着攀比心态的滋长，村民们互相送礼的压力也慢慢变得大。因此在保育传统稻种的同时，PCD也召集了多个村寨的“寨老”举办讨论会，通过编制传统香禾糯种植历史大事记调动讨论，并且讨论得出了“传统挑禾送礼文化的背后是社区互助精神，而不是互相攀比”的结论。最后又经过经半年讨论后制定了新的村规民约，而基于香禾糯背后承载的互助精神，“不攀比及不浪费”被载入新的村规民约，并且继续通过寨老这样的传统网络监督和带动社区生活改变。

  由此，PCD正是通过将传统稻种保育协作工作带到了更广的生活讨论之中，不仅维持和恢复了传统稻种的种植，更恢复和传承了“守护品种背后的社区精神及文化需求”；同时，通过种子带动更多村民的讨论，“有助跳出农田，打开与社区探讨农业与生活关系的不同面向，从技术延伸至村寨布局与生活变化，巩固保育的力量及信心”。

  正是在PCD的这些工作中，能够正常的看到真正的“参与式”精神和内涵的闪耀。参与式发展工作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颇带有挑战现状、反抗霸权、改造社会的意涵。然而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发展至今，人们对“参与式”方法的沿用在很多时候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内涵，常常成为了一套干巴巴的、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方法。正如Pablo A. Leal在《Participation: the Ascendancy of a Buzzword in the Neo-liberal Era》一文中写道的，

  今天对参与的精确操纵实际上将其原有的激进诉求转换成了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维护，导致了参与一词的政治斩首，其背后的哲学和意识形态意涵被削弱，仅仅沦为一套简单的、可供复制推广的方法和技术。

  研讨会上一位自称也在进行参与式育种工作的种子学家、某农业大学教授讲述自己的“参与式育种”工作，不过是找到一些本地农户，从农户手中筛选和收集一些未被“污染”的本地传统品种的玉米种子，从而得以丰富他们的杂交育种研究的基因库。当他们取得这些本地传统品种的玉米种子之后，就会带回实验室做杂交实验，最终会选育出一“优良品种”这就与目前主流的育种手段别无二致。

  如果进一步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位教授的工作恰恰正应了Leal所说的，将“参与”背后的“激进诉求转换成了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维护”。正如这位农业大学教授提到西双版纳本地一种小糯玉米品种时，他所“看”到的“小糯玉米”是“个头较小、糯性好、皮薄、香甜宜人这些独特的品质，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膳食纤维，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成为旅游特色产品”；而当他在进行杂交实验选育新的品种的时候，也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上述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优良”品种的。所以其实由始至终，他所看到的仅仅是作物品种作为“商品”的经济交换价值（“成为旅游特色产品”），那么即使在以市场价值的导向下选育出了以市场为标准的“优良”品种，也不过是进一步将农民的生产活动推向被市场消费，将农民当作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被剥削对象。

  黎平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同样只看到了稻谷作为商品的单一价值，因此他才希望能够通过推广浅水密植的种植法来提高稻谷的单产量言下之意是，单产量提高了以后，农民能够最终靠出售更多稻谷而“提高收入”。但是，这位农技人员恰恰没看到的是，通过种植传统稻种和使用传统种植模式，村民可以同时养鸭养鱼，从而能够以非现金购买的方式获得优质的肉类。如此一来，尽管从种植稻谷中能够得到的现金收入看似减少，但村民也不再需要到市场上去买鱼买鸭，减少了现金的支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村寨的自给自足程度得到了提高，亦即减少了对变动的消费市场的依赖。而且，农技人员所推广的种植水稻的方法也与富士康工人异曲同工之“妙”只种植单一的商品作物难道不就像是富士康的工人永远只能学会流水线上的其中一种技能么？它把农民或工人都塑造成了牢牢镶嵌在全球化商品生产链条中的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而最大的受益者依然是从“提高了生产效率”中获利的资本家们。

  PCD的工作绝不仅仅是保育本地稻种，更是希望能够通过保育本地稻种来推动民族文化传承、社区生活营造等工作。有趣的是，上述的那位农业大学教授也曾在研讨会后的聚餐上，与人闲聊起了他对稻种背后的这套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理解他认为，这些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最有价值的地方依然在于有助于旅游开发，而如果旅游开发不能成功，这些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很难也没必要传承下去了。事实上，这位教授甚至在看待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时候跟他看待种子的理念是一样的，也在贯彻着这样一套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把所有的东西都商品化，所有的生产都是为了被消费。民族的文化传承、村寨集体生活的重建、社区社会交往风气的改善，这些若无法被包装成“商品”（譬如，旅游服务产品）被成功售卖和消费，那么也没什么“价值”了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体现。

  因此，之所以说PCD的工作中还闪耀着参与式工作真正的精神和内涵，就在于他们的工作中体现了对“种子”真正多元价值的肯定种子的价值不再仅仅以市场作为商品唯一的导向和衡量标准，更体现了对自身民族文化和社区生活本身价值的肯定。正是这种对真正的价值多元主义的肯定，能够让人看到抵抗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垄断价值标准的希望。

  当下全球化世界的特点是财富的高度集中，这也暗示着政治领域相同的权力集中，这就导致了对全球多数群体的排斥，否定了他们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或政治参与。当这些不断扩张的群体无力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仅仅是指免于苦难，而非现代化范式所信奉的由消费主导的富裕时，民主政治便失去了其意义。全球的贫困者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下的客体，而非他们自身政治权力的主体，他们被他们看不见或没办法理解的全球性力量支配着。

  那么，当我们在使用“参与式”工作方法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思考，这种工作方法的提出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为了什么？并不是说，有人“参与”进来了，就是一种“参与式”的工作，毕竟，没有工人以贡献自己的血汗劳动力的方法“参与”进来，富士康也是运作不了的。

  参与式工作真正的意义在于重焕每个社区、每个地方的地方多元价值和地方经验，反对资本主义单一价值的霸权，将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每个地方重新放回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角位置，肯定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把握感和自豪感，鼓励人们重新掌握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重塑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的主体地位。